一个老屋里走出的兄弟,个性迥然不同
过去,人们了解毛泽东的家庭成分,大都来自美国记者埃德加·斯诺的《毛泽东自传》一书。这部书是斯诺根据1936年在陕北保安采访毛泽东时的谈话手记整理、撰写的。书中有关毛泽东的家庭成分有这样一段文字:
我于一八九三年生于湖南省湘潭县的韶山冲。我的父亲是一个贫农,当他年轻的时候,因负债累累,便去投军,他当了一年多的兵。后来他回到我生长的村上,由于拼命地节省,他靠着做小生意和其他事业赚了一点钱,设法赎回了自己的田地。
这时我家有十五亩田,成了中农。在这些田中,每年可以收获六十担谷。全家五口每年一共消费三十五担—这就是说,每人约七担—这样,每年可以多余二十五担。靠了这个剩余,父亲积累了一点资本,不久又买了七亩田,使我家达到“富”农的状态。
然而,毛泽东的家庭是何时走向富裕的?怎样走向富裕?又是靠谁走向富裕的?其中具体的情形,毛泽东自述并未涉及,相关的研究也难以展开。当存放在俄罗斯国家社会—政治史档案馆中的毛泽民的《个人简历》,以及毛泽民为毛泽东代填的《个人履历表》被作者找到后,这些问题便有了清晰的答案。
在毛泽东的这份《个人履历表》“父亲”一栏中,毛泽民清晰地填写着:
毛顺生,生于1866年(本书作者注:应为1870年)的湖南省,湘潭县西二区韶山南岸村。卅岁以前,专为耕种,卅岁后,耕种兼农村贩卖商业。按中国苏维埃阶级分析,最后三年是富农。原有祖田十五亩,半栋房屋,两块柴山,但负债很多,经勤苦努力,于1915年买叔父田七亩,但仍负债,1915—18年商业顺利,得走上富裕的中农,1928年被(国民党)没收。1919年去世。
在毛泽民本人的《个人简历》中也有同样的记载:
父亲务农兼经乡村贩卖商,是一个善于用改良方法的剥削者,因此,使家庭由贫农、中农到富农,但达到富农地位仅二三年,父母同年去世,家庭因之解散。
从以上材料中不难看出:毛家祖上是贫农;在1900年以前,即毛顺生30岁以前,完全是靠种田来养家糊口;在此之后,他除了种田外,还兼做贩卖粮食之类的买卖,家庭条件虽然有所改善,但仍然负债;只是在1915—1918年,由于商业顺利,毛家才走上富裕之路,生活变得殷实起来。
应该说,毛顺生是个聪明、勤劳,带有“资本主义自发势力”的新式农民。他的“发迹”离不开他所处的时代大环境。
1887年,17岁的毛顺生开始当家理事。他在接过祖上分得的田产和屋产时,也接过了家庭债务和生活重担。为了躲债,他不得不狠下心来,外出参加湘军。
一年多的军旅生涯,毛顺生虽然未能混上一官半职,却因闯荡世界,开阔了眼界。随着1894—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,维新运动在湖南蓬勃兴起,湖南成为全国最富生气的省份之一。地处三湘四水的小小的韶山冲从此不再闭塞。在数百里之外的长江边,已经响起隆隆的机器声。湖广总督张之洞开始修铁路、开矿山、造枪炮。萌生于清康雍时期的官银钱号,这时又在各地重获生机。湖南省城长沙设立了总官号,下面设有分号和子局。民间乡里也散布着钱庄和票号。
与勤劳厚道的祖辈不同的是,毛顺生念过几年私塾,善于经营家务。他将自己家剩余的稻谷和买进的稻谷碾成米,挑到20里以外的银田寺或百里以外的湘潭的米市去卖,赚取地域差价。起初,毛顺生贩运谷米是小批量的,后来得到妻子文七妹娘家的贷款帮助,便成批地购进稻谷,加工销售。此外,他还做起贩卖猪和耕牛的生意。
随着手中的资金逐渐增多,毛顺生开始寻找新的赚钱方法。他先在银田寺的“长庆和”米店入了股,又与“祥顺和”、“彭厚锡堂”等店铺建立了商务往来。为了流通方便,他自己还印制了取号为“毛义顺堂”的纸票做周转,同时也使用湘乡大平坳一家大商号“济春堂”的纸票。
毛顺生的大儿子毛泽东降生于1893年12月26日。1896年4月3日,二儿子毛泽民也来到人世。孩子们开始懂事时,正是毛顺生从耕作转向贩商的过程。在他看来,只有劳动才能致富,绝不允许家里有任何人吃闲饭。他雇了一个长工,还让妻子和年幼的孩子们都到田里干活儿。毛泽民四五岁时,就干些割猪草之类的轻活儿,再大一点,就开始放牛了。
湘军贯彻“书生带山农”的方针,在湘军当兵时,毛顺生饱尝过“劳力者治于人”的苦楚。后来,在一次柴山诉讼案中,他明明有理,却因对方引经据典、能言善辩,生生让他输了官司。他下决心让儿子们都读些书,认为只有识文断字,能写会算,才好光大家业。毛泽民8岁那年,便和毛泽东一道在村里的南岸私塾读书了。
当孩子们刚刚学会几个字,毛顺生就让他们给家里记账,学习打算盘。他像一个严格的监工,看不得孩子们闲着。他的脾气很暴躁,经常打孩子。他又是个很吝啬的人,给孩子们吃最粗劣的饭食,不给鸡蛋,也不给肉吃,甚至不给一文零花钱。这些看来不近人情的做法,无形中却培养了孩子们吃苦耐劳的好品格。
毛泽民从8岁到14岁期间,断断续续地读过4年私塾。1905年9月25日,毛泽民的小弟毛泽覃出生了。为了帮助母亲照顾弟弟,9岁的毛泽民辍学了。直到弟弟3岁后,他才重新回到南岸私塾读书。
1910年,毛泽东要去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。进入东山学堂,是毛泽东走出乡关,走向社会的起点。14岁的毛泽民则挑起了种田持家的重担。一个尚未成年的孩子成了家里的壮劳力。平日里,他起早贪黑,与父亲一道下地种田,还经常挑着100多斤的担子走好几十里路去送米。他不仅农活儿做得好,喂牛、养鱼、碾米、砍柴、打桐油,都是行家里手。
1913年,毛泽民与湘乡县团田区刘家湾的女子王淑兰完婚。17岁的他,便从父亲手中接过种田理家的重担。父亲外出经商,种田持家就全靠这对小夫妻。父亲自私刻薄。毛泽民宽怀大度。每当农忙时上屋场要请月工,只要毛泽民一招呼,谁都愿意来帮工。一是他给帮工吃得好,不仅有肉,还能吃到他家鱼塘里的新鲜鱼;二是他会当天付工钱,从来不拖欠。毛泽民还从父亲那里学会了精打细算的生财之道。他除了自己养猪、养牛外,还买来小猪、小牛让别人喂养。别人可以用畜粪肥田。等猪、牛养大以后,再由毛泽民拿去卖,付给别人“毛义顺堂”的纸票。别人拿着他家的纸票,可以在附近的商号换些粮油、食盐或日用品。毛泽民长年在家里种田,照料父母,供哥哥和弟弟在省城读书,从来没有半点儿怨言。
眼见泽民从少年起就像成年人一样辛苦劳作,母亲文七妹心里很舍不得。有一次,她与邻居家奶奶聊家常时,就心疼地说:“润之、润菊都不在家,润莲一个人,要种田,要喂鱼,要砍柴,里里外外的活儿都是他一个人干,他从小受了不少累,吃了不少苦啊!可他父亲在外面做买卖,就不了解这些事情。”可以说,毛家能致富,离不开毛泽民这对小夫妻的吃苦劳作,家境的好转,也开始于毛泽民娶亲的1913年。
1915—1918年,由于商业顺利,毛顺生不仅赎回了祖上典出去的全部田产,又买进叔父家7亩水田,家里的田产增加到22亩。他手中的资本也逐渐滚到两三千元,在小小的韶山冲,可算是个令人羡慕的小财东了。当年分家时,上屋场只有5间半茅草房。手中有了富裕钱,毛顺生便想到改善家庭的居住条件。他将老屋的茅草屋顶换上小青瓦,又先后为儿子们建造了居室,还扩出了农具室、碓屋、牛栏、柴房等,一共13间半房屋。
毛泽东和毛泽民虽然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,却性格迥异。两个人从小就有不同的发展趋向。毛泽东关心国家大事,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,善于考虑宏观的问题。他引领湖南青年加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洪流,指点江山、欲主沉浮,正像他在《湘江评论》创刊词中发出的气吞山河的誓言:“天下者,我们的天下;国家者,我们的国家;社会者,我们的社会;我们不说,谁说?我们不干,谁干?”而毛泽民特别细心,善于管理一些具体事务,对种田、运米、做生意、运作股票等很擅长,后来发展到对财政金融和经济建设工作“情性相近,而有兴趣”。
1921年正月初八那个晚上,对于南岸村上屋场毛家兄弟来说,是一个极不平常的夜晚。晚饭后,全家人围着火塘,一边烤火,一边聊天。毛泽东先给大家讲起这一年外面发生的事情,说着说着,就把话题转到家里。他说:“这几年,我不在家,泽覃也在长沙读书,家里的事只有你们两口子支撑着。泽民这几年照顾父母亲尽了力,又忙着作田,吃了不少苦……”
自从母亲去世,家里发生了多少事情。毛泽民有许多心里话要讲。既然大哥主动谈起家事,他便一五一十地报起账来。他掰着指头细数着:“民国六年,家里修房子,母亲开始生病;民国七年,败兵几次来这里出谷要钱,强盗还来抢过一次;民国八年娘死安葬,年底安葬父亲;还要给泽覃订婚……这样一来,家底也就快搞光了。”
毛泽东十分了解泽民的为人。他忠厚老实,做事认真,人也精明,不足的就是读书不多,见世面太少,革命道理懂得有限。坐在通红的塘火前,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开导说:“你讲的都是实情,但这不只是我们一家发生的事情,天下大多数人都有灾难,今后还会有。这叫做国乱民不安,国破家要亡啊!”
接着,毛泽东启发毛泽民:“现在,爹娘都死了,屋里只剩下你们两公婆。这些田你们做不了,还要请人帮忙,加上兵荒马乱的,怎么过得下去呀?我的意思是,这个田,我们不做了,这个家,我们也不要了,把屋里收拾一下,我们都走!”
听到这儿,毛泽民坐不住了,急火火地问道:“我不种田,哪个有饭吃?”
毛泽东继续说:“润莲小时候在屋里搞劳动,没有读好多书,现在离开这个家,跟我出去学习一下,边做些事情,将来再正式参加一些有利我们国家、民族和大多数人的工作。四嫂(即王淑兰)和菊妹子(即毛泽建)也都一起走。”
一个是普普通通的韶山农民,一个是心怀天下苍生、矢志救国救民不惜抛家舍业的共产主义者,在1921年这个寒冷的冬夜,兄弟二人的心灵发生了激烈的碰撞。尽管大哥讲的话句句在理,但要让毛泽民抛家舍业,离开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、家园,谈何容易!更何况,上屋场已在毛泽民的手上渐渐兴旺,今后的日子肯定会越来越红火。
毛泽东非常喜欢这个吃苦耐劳的大弟弟,对他的劝说也更加耐心:“润莲啊,我们不能只想着自己的小家,只顾自己有饭吃,要使全国人民都有饭吃!怎么才能办得到呢?就是走出去干革命!这叫‘舍小家,为大家’,那么,我们只得离开这个家了!”
在毛泽东的耐心启发和开导下,“舍家为国”这个理儿,毛泽民是想通了。但要完全抛弃这个家,毛泽民心中确实难以割舍。或许,在治家理财方面,毛泽民比毛泽东想得更细致、更长远。在处理家产时,毛泽民还是适当地做了一些保留。日后,他将这些家产全部用于了党的事业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之中。
尘封档案揭开毛泽民党龄之谜
1921年春天,毛泽民跟着追寻兄长毛泽东的足迹走出了韶山冲。
这年夏天,中国共产党诞生了!6月下旬,毛泽东、何叔衡代表长沙共产主义小组,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。8月中旬,他们回到长沙,积极贯彻党的一大之决议精神,发展党员,发动工人运动,开始建党初期的工作。
那么,毛泽民究竟是什么时间入党的?长期以来,中共党史界根据有关史料认定,毛泽民是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。诸多党史人物大辞典、各种党史资料中都是这样写的。
关于毛泽民的党龄问题,唯有曾与他共同生活、战斗了14个春秋的革命伴侣钱希均不止一次提到:“泽民同志是1921年入党的。”
2004年夏天,尘封在俄罗斯的毛泽民档案卷宗解密,沉寂了60多年的毛泽民党龄之谜,有了最终的结论。毛泽民在1939年6月12日撰写的《个人简历》中这样写道:
7.文化程度—原因家贫,从小七岁至十岁,读过四年蒙馆教学,到25岁时,又读过半年成年补习学校,后插入高小二年级半年,即因当时受党分配工作而停学……
9.参加革命的经过—从1921年起,即由陈子博同志介绍在湖南长沙入党(所谓劳动组合书记部),即参加学生和工人运动。1922年即由党分配湖南自修大学担任会计庶务等工作半年,又调江西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任总经理约两年……
…………
证明人:毛泽东、周恩来、林伯渠、邓发四同志。
毛泽民生于1896年。他“25岁时”,即为1921年。前面已述,这年春节后,毛泽民便跟着毛泽东来到省城长沙,在一师附小当庶务,同时半工半读。年底,由陈子博介绍,毛泽民在湖南长沙加入中国共产党,从此走上职业革命的道路。
毛泽民所提到的四位证明人:毛泽东、周恩来、林伯渠、邓发四同志,依次是他革命生涯四个阶段的直接领导人。在参加革命工作,加入共产党,投入工农运动,即毛泽民革命生涯的早期阶段,证明人是他的大哥毛泽东。当然,证明他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,也应该是毛泽东。
在毛泽民莫斯科档案中,有关他“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”的内容就有8处之多。毛泽民在“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”这个事实,是得到共产国际承认的。
毛泽东参加中共一大后回到湖南,为了积极慎重地发展党的组织,于当年8月,利用船山学社的社址和经费,创办了一所湖南自修大学。这所自修大学附设的补习学校,实际是中共湖南党组织创办的第一所党校。毛泽东、何叔衡、易礼容、夏明翰等中共早期党员,都是补习学校第一期学员。毛泽民同他们一道,也是补习学校第一期学员。
10月10日,中国共产党湖南省支部正式成立,毛泽东被选为书记,何叔衡、易礼容、陈子博等为支部委员。到年底,中共湖南支部已有20多名党员。正是这时,毛泽民的人生亦发生了重大转折,他很快停止了学业,全身心地投入到为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谋求解放的革命斗争之中。
不管“小家”管“大家”,毛泽民在安源初展财经管理天赋(缩写)
1922年底,毛泽民被中共湘区执委会派往安源路矿,担任工人消费合作社总经理。在工人俱乐部最高代表会议的领导下,他发动俱乐部会员踊跃认购股票,扩大社会集资,用所获得的资金来减轻工人的生活负担,使党的事业用经济手段得到支持。毛泽民领导经济工作的才能,在工人斗争的大舞台上逐渐彰显出来。
在安源工人运动纪念馆里,收藏着一张当年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的股票。股票的正面印有总经理毛泽民的名字,而认股者的姓名、股金数额和认股日期都是用毛笔填写的。股票的背面附有招股简章。1994年,这张红色股票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。
与毛泽东同时回家乡养病,一起发动农民运动
1924年初秋,长期超负荷工作的毛泽民,身体状况愈来愈差。不幸他患上了急性阑尾炎,直到腹部剧痛难忍,高烧不退,他才住进长沙湘雅医院。当医生为他进行手术时,阑尾已经化脓穿孔,以致手术后伤口始终不能彻底愈合。病痛折磨得他寝食不安。中共湖南省委决定,让毛泽民暂时离开安源在长沙休养一段时间。
转眼到了12月,自1923年4月离开长沙去上海在党中央工作的毛泽东,也因长期过度操劳,患上神经衰弱症。党中央同意他回湖南休养。毛泽东和杨开慧带着岸英、岸青两个幼子回到长沙。
在毛泽东回长沙养病的一个多月里,毛泽民也在休息。他们兄弟难得有机会促膝长谈。毛泽东兴致盎然地畅谈了自己对中国革命走向的看法,对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所处地位提出了自己深刻的思考。
在建党初期,毛泽东首先关注的是工人运动。随着革命的深入和发展,他渐渐认识到,中国早期的工人,大多来自农村,同农民有着血肉联系。毛泽东希望有得力的人到实践中去艰苦地摸索。在家乡生活时间最长、乡亲们最为信服的毛泽民,无疑是他的好帮手!
1925年春节过后,毛泽民就随毛泽东全家一起回韶山。这时,农村的旧历年还没有过完,又是农闲时节,他们一到韶山便四处串门,看望了乡亲,有时还和他们一起打骨牌、玩麻将,和他们一起聊天、唱山歌,一曲“金花籽,开红花”唱遍了整个韶山冲。
毛泽东在家乡要做的第一件事情,就是对乡亲们进行启蒙教育。他通过毛泽民、杨开慧,以及庞叔侃、柳季刚、李耿侯等进步知识分子,先后在毛氏宗祠、毛震公祠、李氏祠堂、庞氏祠堂等处,利用原有的族校,创办了20多所农民夜校。他们通过教乡亲们识字、学珠算,宣传“三民主义”,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。
毛泽东经常来夜校查看。他要求毛泽民和杨开慧,讲课一定要通俗易懂,让乡亲们能够接受。比如讲“打倒帝国主义”,就说“打倒洋财东”,这样乡亲们一听就懂。
毛泽民长期生活在韶山冲。他最会和乡亲们说话,讲的都是农民自己的“理儿”。千百年来,农民为什么世世代代受压迫?乡亲们自认为“命苦”、“八字差”,但毛泽民说:“不对!这是因为土财东剥削的结果。土财东为什么能横行霸道呢?因为背后有洋财东为他们撑腰!”
毛泽东兄弟这些入情入理的宣传,拨亮了穷苦农民心中的一盏灯。渐渐地在他们周围聚拢了一批农民骨干。这年3月,韶山第一个农民协会秘密成立了。6月中旬的一天深夜,在上屋场的小阁楼上,毛泽东亲自主持了新党员入党宣誓,成立了韶山党支部,由毛福轩任支部书记。这是毛泽东在中国农村中创建的第一个党的基层组织。后来,中共韶山支部最早的5名党员,都先后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,成为名垂千古的“韶山五杰”。
一起被赵恒惕通缉的兄弟俩都“逃往”广州
这年夏天,韶山近两个月滴雨未降,稻田龟裂,受灾严重。土豪劣绅乘机囤积居奇,抬高谷价,稻谷由原来的每升60文猛涨到160文。成胥生、何乔八等大地主还企图将谷米运往湘潭等地,牟取暴利。
毛泽东决定发动农民,迫使地主开仓平粜。这就是韶山历史上有名的“阻禁平粜”斗争。
转眼到了8月下旬,毛泽东回到韶山发动农运前后已有200多天了。他四下串联,到处“点火”,唤醒了沉睡的韶山冲,点燃了湖南省伟大农民运动的星星之火。
当年毛泽东在长沙领导学运和工运时,赵恒惕就已领教过他的厉害,如今毛泽东又在乡下煽动群众造反。赵恒惕曾恶狠狠地说:“湖南若有毛泽东,就没有我赵恒惕!”赵恒惕接到密报后,立即令湘潭团防总局,火速派兵前往韶山冲,捉拿毛泽东兄弟,以除心腹之患。
在日后,回忆这次回乡发动农民运动的经历时,毛泽东、毛泽民兄弟分别用了“逃往广州”、“逃往广东”一语。
在美国记者埃德加·斯诺的《毛泽东自传》一书中,毛泽东回忆:
赵省长派兵来抓我,我逃往广州。
毛泽民在莫斯科撰写的《个人简历》中也写道:
……同时,均被通缉,因而与泽东同志逃往广东。
这时,已回到安源的毛泽民,与工人俱乐部游艺股股长萧劲光一起,北上武汉,经上海,走水路去了广州。他们离开安源不久,安源工人俱乐部就遭到军阀洗劫,发生了“九月惨案”。
9月上旬,毛泽东也离开长沙,途经衡阳、资兴、耒阳、郴州、宜章等地在广东韶关,转乘火车去广州。
在逃往广州之前,毛泽东来到湘江橘子洲头,回想当年风华正茂的师范生生活,写下著名的诗《沁园春·长沙》,问苍茫大地,谁主沉浮?
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五届讲习班于9月14日开课。毛泽民到广州后,即担任本届农讲班总支书记。当时的广东虽然是国共合作的天下,但中共党员的身份及党的工作并不公开。毛泽民的公开身份,是农讲所学员兼任甲班班长。
然而,这届讲习班开课仅37天,毛泽民便立即结束学习,前往中国最大的都市—上海,接受一项重要任务——“奉中央电调到上海负发行中央党报。不久,党中央成立出版部,即负出版印刷发行之总责”。
为了适应地下工作的需要,毛泽民化名杨杰,公开身份是某印刷厂的老板。他脱掉了土布短装和布鞋,时而长衫马褂,时而西装革履,频频出入于报馆、书店和发行所,俨然一位出版界的大老板。
自从1925年11月,毛泽民和毛泽东在广州分手后,他们各自的人生角色再次发生了重要的不同方向的转变。“泥腿子”毛泽民进入大城市,“青年知识分子”、毕业于师范学校的毛泽东却在此后投身农村革命,最终上山结交“绿林好汉”,成了“共匪”。
文章摘自《革命与爱》 作者:耘山 周燕 出版社:中国青年出版社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