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老屋里走出的兄弟，个性迥然不同

　　过去，人们了解毛泽东的家庭成分，大都来自美国记者埃德加·斯诺的《毛泽东自传》一书。这部书是斯诺根据1936年在陕北保安采访毛泽东时的谈话手记整理、撰写的。书中有关毛泽东的家庭成分有这样一段文字：

　　我于一八九三年生于湖南省湘潭县的韶山冲。我的父亲是一个贫农，当他年轻的时候，因负债累累，便去投军，他当了一年多的兵。后来他回到我生长的村上，由于拼命地节省，他靠着做小生意和其他事业赚了一点钱，设法赎回了自己的田地。

　　这时我家有十五亩田，成了中农。在这些田中，每年可以收获六十担谷。全家五口每年一共消费三十五担—这就是说，每人约七担—这样，每年可以多余二十五担。靠了这个剩余，父亲积累了一点资本，不久又买了七亩田，使我家达到“富”农的状态。

　　然而，毛泽东的家庭是何时走向富裕的？怎样走向富裕？又是靠谁走向富裕的？其中具体的情形，毛泽东自述并未涉及，相关的研究也难以展开。当存放在俄罗斯国家社会—政治史档案馆中的毛泽民的《个人简历》，以及毛泽民为毛泽东代填的《个人履历表》被作者找到后，这些问题便有了清晰的答案。

　　在毛泽东的这份《个人履历表》“父亲”一栏中，毛泽民清晰地填写着：

　　毛顺生，生于1866年(本书作者注：应为1870年)的湖南省，湘潭县西二区韶山南岸村。卅岁以前，专为耕种，卅岁后，耕种兼农村贩卖商业。按中国苏维埃阶级分析，最后三年是富农。原有祖田十五亩，半栋房屋，两块柴山，但负债很多，经勤苦努力，于1915年买叔父田七亩，但仍负债，1915—18年商业顺利，得走上富裕的中农，1928年被(国民党)没收。1919年去世。

　　在毛泽民本人的《个人简历》中也有同样的记载：

　　父亲务农兼经乡村贩卖商，是一个善于用改良方法的剥削者，因此，使家庭由贫农、中农到富农，但达到富农地位仅二三年，父母同年去世，家庭因之解散。

　　从以上材料中不难看出：毛家祖上是贫农；在1900年以前，即毛顺生30岁以前，完全是靠种田来养家糊口；在此之后，他除了种田外，还兼做贩卖粮食之类的买卖，家庭条件虽然有所改善，但仍然负债；只是在1915—1918年，由于商业顺利，毛家才走上富裕之路，生活变得殷实起来。

　　应该说，毛顺生是个聪明、勤劳，带有“资本主义自发势力”的新式农民。他的“发迹”离不开他所处的时代大环境。

　　1887年，17岁的毛顺生开始当家理事。他在接过祖上分得的田产和屋产时，也接过了家庭债务和生活重担。为了躲债，他不得不狠下心来，外出参加湘军。

　　一年多的军旅生涯，毛顺生虽然未能混上一官半职，却因闯荡世界，开阔了眼界。随着1894—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，维新运动在湖南蓬勃兴起，湖南成为全国最富生气的省份之一。地处三湘四水的小小的韶山冲从此不再闭塞。在数百里之外的长江边，已经响起隆隆的机器声。湖广总督张之洞开始修铁路、开矿山、造枪炮。萌生于清康雍时期的官银钱号，这时又在各地重获生机。湖南省城长沙设立了总官号，下面设有分号和子局。民间乡里也散布着钱庄和票号。

　　与勤劳厚道的祖辈不同的是，毛顺生念过几年私塾，善于经营家务。他将自己家剩余的稻谷和买进的稻谷碾成米，挑到20里以外的银田寺或百里以外的湘潭的米市去卖，赚取地域差价。起初，毛顺生贩运谷米是小批量的，后来得到妻子文七妹娘家的贷款帮助，便成批地购进稻谷，加工销售。此外，他还做起贩卖猪和耕牛的生意。

　　随着手中的资金逐渐增多，毛顺生开始寻找新的赚钱方法。他先在银田寺的“长庆和”米店入了股，又与“祥顺和”、“彭厚锡堂”等店铺建立了商务往来。为了流通方便，他自己还印制了取号为“毛义顺堂”的纸票做周转，同时也使用湘乡大平坳一家大商号“济春堂”的纸票。

　　毛顺生的大儿子毛泽东降生于1893年12月26日。1896年4月3日，二儿子毛泽民也来到人世。孩子们开始懂事时，正是毛顺生从耕作转向贩商的过程。在他看来，只有劳动才能致富，绝不允许家里有任何人吃闲饭。他雇了一个长工，还让妻子和年幼的孩子们都到田里干活儿。毛泽民四五岁时，就干些割猪草之类的轻活儿，再大一点，就开始放牛了。

　　湘军贯彻“书生带山农”的方针，在湘军当兵时，毛顺生饱尝过“劳力者治于人”的苦楚。后来，在一次柴山诉讼案中，他明明有理，却因对方引经据典、能言善辩，生生让他输了官司。他下决心让儿子们都读些书，认为只有识文断字，能写会算，才好光大家业。毛泽民8岁那年，便和毛泽东一道在村里的南岸私塾读书了。

　　当孩子们刚刚学会几个字，毛顺生就让他们给家里记账，学习打算盘。他像一个严格的监工，看不得孩子们闲着。他的脾气很暴躁，经常打孩子。他又是个很吝啬的人，给孩子们吃最粗劣的饭食，不给鸡蛋，也不给肉吃，甚至不给一文零花钱。这些看来不近人情的做法，无形中却培养了孩子们吃苦耐劳的好品格。

　　毛泽民从8岁到14岁期间，断断续续地读过4年私塾。1905年9月25日，毛泽民的小弟毛泽覃出生了。为了帮助母亲照顾弟弟，9岁的毛泽民辍学了。直到弟弟3岁后，他才重新回到南岸私塾读书。

　　1910年，毛泽东要去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。进入东山学堂，是毛泽东走出乡关，走向社会的起点。14岁的毛泽民则挑起了种田持家的重担。一个尚未成年的孩子成了家里的壮劳力。平日里，他起早贪黑，与父亲一道下地种田，还经常挑着100多斤的担子走好几十里路去送米。他不仅农活儿做得好，喂牛、养鱼、碾米、砍柴、打桐油，都是行家里手。

　　1913年，毛泽民与湘乡县团田区刘家湾的女子王淑兰完婚。17岁的他，便从父亲手中接过种田理家的重担。父亲外出经商，种田持家就全靠这对小夫妻。父亲自私刻薄。毛泽民宽怀大度。每当农忙时上屋场要请月工，只要毛泽民一招呼，谁都愿意来帮工。一是他给帮工吃得好，不仅有肉，还能吃到他家鱼塘里的新鲜鱼；二是他会当天付工钱，从来不拖欠。毛泽民还从父亲那里学会了精打细算的生财之道。他除了自己养猪、养牛外，还买来小猪、小牛让别人喂养。别人可以用畜粪肥田。等猪、牛养大以后，再由毛泽民拿去卖，付给别人“毛义顺堂”的纸票。别人拿着他家的纸票，可以在附近的商号换些粮油、食盐或日用品。毛泽民长年在家里种田，照料父母，供哥哥和弟弟在省城读书，从来没有半点儿怨言。

　　眼见泽民从少年起就像成年人一样辛苦劳作，母亲文七妹心里很舍不得。有一次，她与邻居家奶奶聊家常时，就心疼地说：“润之、润菊都不在家，润莲一个人，要种田，要喂鱼，要砍柴，里里外外的活儿都是他一个人干，他从小受了不少累，吃了不少苦啊！可他父亲在外面做买卖，就不了解这些事情。”可以说，毛家能致富，离不开毛泽民这对小夫妻的吃苦劳作，家境的好转，也开始于毛泽民娶亲的1913年。

　　1915—1918年，由于商业顺利，毛顺生不仅赎回了祖上典出去的全部田产，又买进叔父家7亩水田，家里的田产增加到22亩。他手中的资本也逐渐滚到两三千元，在小小的韶山冲，可算是个令人羡慕的小财东了。当年分家时，上屋场只有5间半茅草房。手中有了富裕钱，毛顺生便想到改善家庭的居住条件。他将老屋的茅草屋顶换上小青瓦，又先后为儿子们建造了居室，还扩出了农具室、碓屋、牛栏、柴房等，一共13间半房屋。

　　毛泽东和毛泽民虽然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，却性格迥异。两个人从小就有不同的发展趋向。毛泽东关心国家大事，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，善于考虑宏观的问题。他引领湖南青年加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洪流，指点江山、欲主沉浮，正像他在《湘江评论》创刊词中发出的气吞山河的誓言：“天下者，我们的天下；国家者，我们的国家；社会者，我们的社会；我们不说，谁说？我们不干，谁干？”而毛泽民特别细心，善于管理一些具体事务，对种田、运米、做生意、运作股票等很擅长，后来发展到对财政金融和经济建设工作“情性相近，而有兴趣”。

　　1921年正月初八那个晚上，对于南岸村上屋场毛家兄弟来说，是一个极不平常的夜晚。晚饭后，全家人围着火塘，一边烤火，一边聊天。毛泽东先给大家讲起这一年外面发生的事情，说着说着，就把话题转到家里。他说：“这几年，我不在家，泽覃也在长沙读书，家里的事只有你们两口子支撑着。泽民这几年照顾父母亲尽了力，又忙着作田，吃了不少苦……”

　　自从母亲去世，家里发生了多少事情。毛泽民有许多心里话要讲。既然大哥主动谈起家事，他便一五一十地报起账来。他掰着指头细数着：“民国六年，家里修房子，母亲开始生病；民国七年，败兵几次来这里出谷要钱，强盗还来抢过一次；民国八年娘死安葬，年底安葬父亲；还要给泽覃订婚……这样一来，家底也就快搞光了。”

　　毛泽东十分了解泽民的为人。他忠厚老实，做事认真，人也精明，不足的就是读书不多，见世面太少，革命道理懂得有限。坐在通红的塘火前，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开导说：“你讲的都是实情，但这不只是我们一家发生的事情，天下大多数人都有灾难，今后还会有。这叫做国乱民不安，国破家要亡啊！”

　　接着，毛泽东启发毛泽民：“现在，爹娘都死了，屋里只剩下你们两公婆。这些田你们做不了，还要请人帮忙，加上兵荒马乱的，怎么过得下去呀？我的意思是，这个田，我们不做了，这个家，我们也不要了，把屋里收拾一下，我们都走！”

　　听到这儿，毛泽民坐不住了，急火火地问道：“我不种田，哪个有饭吃？”

　　毛泽东继续说：“润莲小时候在屋里搞劳动，没有读好多书，现在离开这个家，跟我出去学习一下，边做些事情，将来再正式参加一些有利我们国家、民族和大多数人的工作。四嫂(即王淑兰)和菊妹子(即毛泽建)也都一起走。”

　　一个是普普通通的韶山农民，一个是心怀天下苍生、矢志救国救民不惜抛家舍业的共产主义者，在1921年这个寒冷的冬夜，兄弟二人的心灵发生了激烈的碰撞。尽管大哥讲的话句句在理，但要让毛泽民抛家舍业，离开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、家园，谈何容易！更何况，上屋场已在毛泽民的手上渐渐兴旺，今后的日子肯定会越来越红火。

　　毛泽东非常喜欢这个吃苦耐劳的大弟弟，对他的劝说也更加耐心：“润莲啊，我们不能只想着自己的小家，只顾自己有饭吃，要使全国人民都有饭吃！怎么才能办得到呢？就是走出去干革命！这叫‘舍小家，为大家’，那么，我们只得离开这个家了！”

　　在毛泽东的耐心启发和开导下，“舍家为国”这个理儿，毛泽民是想通了。但要完全抛弃这个家，毛泽民心中确实难以割舍。或许，在治家理财方面，毛泽民比毛泽东想得更细致、更长远。在处理家产时，毛泽民还是适当地做了一些保留。日后，他将这些家产全部用于了党的事业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之中。

　　尘封档案揭开毛泽民党龄之谜

　　1921年春天，毛泽民跟着追寻兄长毛泽东的足迹走出了韶山冲。

　　这年夏天，中国共产党诞生了！6月下旬，毛泽东、何叔衡代表长沙共产主义小组，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。8月中旬，他们回到长沙，积极贯彻党的一大之决议精神，发展党员，发动工人运动，开始建党初期的工作。

　　那么，毛泽民究竟是什么时间入党的？长期以来，中共党史界根据有关史料认定，毛泽民是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。诸多党史人物大辞典、各种党史资料中都是这样写的。

　　关于毛泽民的党龄问题，唯有曾与他共同生活、战斗了14个春秋的革命伴侣钱希均不止一次提到：“泽民同志是1921年入党的。”

　　2004年夏天，尘封在俄罗斯的毛泽民档案卷宗解密，沉寂了60多年的毛泽民党龄之谜，有了最终的结论。毛泽民在1939年6月12日撰写的《个人简历》中这样写道：

　　7.文化程度—原因家贫，从小七岁至十岁，读过四年蒙馆教学，到25岁时，又读过半年成年补习学校，后插入高小二年级半年，即因当时受党分配工作而停学……

　　9.参加革命的经过—从1921年起，即由陈子博同志介绍在湖南长沙入党(所谓劳动组合书记部)，即参加学生和工人运动。1922年即由党分配湖南自修大学担任会计庶务等工作半年，又调江西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任总经理约两年……

　　…………

　　证明人：毛泽东、周恩来、林伯渠、邓发四同志。

　　毛泽民生于1896年。他“25岁时”，即为1921年。前面已述，这年春节后，毛泽民便跟着毛泽东来到省城长沙，在一师附小当庶务，同时半工半读。年底，由陈子博介绍，毛泽民在湖南长沙加入中国共产党，从此走上职业革命的道路。

　　毛泽民所提到的四位证明人：毛泽东、周恩来、林伯渠、邓发四同志，依次是他革命生涯四个阶段的直接领导人。在参加革命工作，加入共产党，投入工农运动，即毛泽民革命生涯的早期阶段，证明人是他的大哥毛泽东。当然，证明他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，也应该是毛泽东。

　　在毛泽民莫斯科档案中，有关他“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”的内容就有8处之多。毛泽民在“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”这个事实，是得到共产国际承认的。

　　毛泽东参加中共一大后回到湖南，为了积极慎重地发展党的组织，于当年8月，利用船山学社的社址和经费，创办了一所湖南自修大学。这所自修大学附设的补习学校，实际是中共湖南党组织创办的第一所党校。毛泽东、何叔衡、易礼容、夏明翰等中共早期党员，都是补习学校第一期学员。毛泽民同他们一道，也是补习学校第一期学员。

　　10月10日，中国共产党湖南省支部正式成立，毛泽东被选为书记，何叔衡、易礼容、陈子博等为支部委员。到年底，中共湖南支部已有20多名党员。正是这时，毛泽民的人生亦发生了重大转折，他很快停止了学业，全身心地投入到为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谋求解放的革命斗争之中。

　　不管“小家”管“大家”，毛泽民在安源初展财经管理天赋(缩写)

　　1922年底，毛泽民被中共湘区执委会派往安源路矿，担任工人消费合作社总经理。在工人俱乐部最高代表会议的领导下，他发动俱乐部会员踊跃认购股票，扩大社会集资，用所获得的资金来减轻工人的生活负担，使党的事业用经济手段得到支持。毛泽民领导经济工作的才能，在工人斗争的大舞台上逐渐彰显出来。

　　在安源工人运动纪念馆里，收藏着一张当年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的股票。股票的正面印有总经理毛泽民的名字，而认股者的姓名、股金数额和认股日期都是用毛笔填写的。股票的背面附有招股简章。1994年，这张红色股票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。

　　与毛泽东同时回家乡养病，一起发动农民运动

　　1924年初秋，长期超负荷工作的毛泽民，身体状况愈来愈差。不幸他患上了急性阑尾炎，直到腹部剧痛难忍，高烧不退，他才住进长沙湘雅医院。当医生为他进行手术时，阑尾已经化脓穿孔，以致手术后伤口始终不能彻底愈合。病痛折磨得他寝食不安。中共湖南省委决定，让毛泽民暂时离开安源在长沙休养一段时间。

　　转眼到了12月，自1923年4月离开长沙去上海在党中央工作的毛泽东，也因长期过度操劳，患上神经衰弱症。党中央同意他回湖南休养。毛泽东和杨开慧带着岸英、岸青两个幼子回到长沙。

　　在毛泽东回长沙养病的一个多月里，毛泽民也在休息。他们兄弟难得有机会促膝长谈。毛泽东兴致盎然地畅谈了自己对中国革命走向的看法，对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所处地位提出了自己深刻的思考。

　　在建党初期，毛泽东首先关注的是工人运动。随着革命的深入和发展，他渐渐认识到，中国早期的工人，大多来自农村，同农民有着血肉联系。毛泽东希望有得力的人到实践中去艰苦地摸索。在家乡生活时间最长、乡亲们最为信服的毛泽民，无疑是他的好帮手！

　　1925年春节过后，毛泽民就随毛泽东全家一起回韶山。这时，农村的旧历年还没有过完，又是农闲时节，他们一到韶山便四处串门，看望了乡亲，有时还和他们一起打骨牌、玩麻将，和他们一起聊天、唱山歌，一曲“金花籽，开红花”唱遍了整个韶山冲。

　　毛泽东在家乡要做的第一件事情，就是对乡亲们进行启蒙教育。他通过毛泽民、杨开慧，以及庞叔侃、柳季刚、李耿侯等进步知识分子，先后在毛氏宗祠、毛震公祠、李氏祠堂、庞氏祠堂等处，利用原有的族校，创办了20多所农民夜校。他们通过教乡亲们识字、学珠算，宣传“三民主义”，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。

　　毛泽东经常来夜校查看。他要求毛泽民和杨开慧，讲课一定要通俗易懂，让乡亲们能够接受。比如讲“打倒帝国主义”，就说“打倒洋财东”，这样乡亲们一听就懂。

　　毛泽民长期生活在韶山冲。他最会和乡亲们说话，讲的都是农民自己的“理儿”。千百年来，农民为什么世世代代受压迫？乡亲们自认为“命苦”、“八字差”，但毛泽民说：“不对！这是因为土财东剥削的结果。土财东为什么能横行霸道呢？因为背后有洋财东为他们撑腰！”

　　毛泽东兄弟这些入情入理的宣传，拨亮了穷苦农民心中的一盏灯。渐渐地在他们周围聚拢了一批农民骨干。这年3月，韶山第一个农民协会秘密成立了。6月中旬的一天深夜，在上屋场的小阁楼上，毛泽东亲自主持了新党员入党宣誓，成立了韶山党支部，由毛福轩任支部书记。这是毛泽东在中国农村中创建的第一个党的基层组织。后来，中共韶山支部最早的5名党员，都先后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，成为名垂千古的“韶山五杰”。

　　一起被赵恒惕通缉的兄弟俩都“逃往”广州

　　这年夏天，韶山近两个月滴雨未降，稻田龟裂，受灾严重。土豪劣绅乘机囤积居奇，抬高谷价，稻谷由原来的每升60文猛涨到160文。成胥生、何乔八等大地主还企图将谷米运往湘潭等地，牟取暴利。

　　毛泽东决定发动农民，迫使地主开仓平粜。这就是韶山历史上有名的“阻禁平粜”斗争。

　　转眼到了8月下旬，毛泽东回到韶山发动农运前后已有200多天了。他四下串联，到处“点火”，唤醒了沉睡的韶山冲，点燃了湖南省伟大农民运动的星星之火。

　　当年毛泽东在长沙领导学运和工运时，赵恒惕就已领教过他的厉害，如今毛泽东又在乡下煽动群众造反。赵恒惕曾恶狠狠地说：“湖南若有毛泽东，就没有我赵恒惕！”赵恒惕接到密报后，立即令湘潭团防总局，火速派兵前往韶山冲，捉拿毛泽东兄弟，以除心腹之患。

　　在日后，回忆这次回乡发动农民运动的经历时，毛泽东、毛泽民兄弟分别用了“逃往广州”、“逃往广东”一语。

　　在美国记者埃德加·斯诺的《毛泽东自传》一书中，毛泽东回忆：

　　赵省长派兵来抓我，我逃往广州。

　　毛泽民在莫斯科撰写的《个人简历》中也写道：

　　……同时，均被通缉，因而与泽东同志逃往广东。

　　这时，已回到安源的毛泽民，与工人俱乐部游艺股股长萧劲光一起，北上武汉，经上海，走水路去了广州。他们离开安源不久，安源工人俱乐部就遭到军阀洗劫，发生了“九月惨案”。

　　9月上旬，毛泽东也离开长沙，途经衡阳、资兴、耒阳、郴州、宜章等地在广东韶关，转乘火车去广州。

　　在逃往广州之前，毛泽东来到湘江橘子洲头，回想当年风华正茂的师范生生活，写下著名的诗《沁园春·长沙》，问苍茫大地，谁主沉浮？

　　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五届讲习班于9月14日开课。毛泽民到广州后，即担任本届农讲班总支书记。当时的广东虽然是国共合作的天下，但中共党员的身份及党的工作并不公开。毛泽民的公开身份，是农讲所学员兼任甲班班长。

　　然而，这届讲习班开课仅37天，毛泽民便立即结束学习，前往中国最大的都市—上海，接受一项重要任务——“奉中央电调到上海负发行中央党报。不久，党中央成立出版部，即负出版印刷发行之总责”。

　　为了适应地下工作的需要，毛泽民化名杨杰，公开身份是某印刷厂的老板。他脱掉了土布短装和布鞋，时而长衫马褂，时而西装革履，频频出入于报馆、书店和发行所，俨然一位出版界的大老板。

　　自从1925年11月，毛泽民和毛泽东在广州分手后，他们各自的人生角色再次发生了重要的不同方向的转变。“泥腿子”毛泽民进入大城市，“青年知识分子”、毕业于师范学校的毛泽东却在此后投身农村革命，最终上山结交“绿林好汉”，成了“共匪”。

文章摘自《革命与爱》
作者：耘山 周燕   出版社：中国青年出版社